石鼓文

石刻文字最早见于商代的石磬和玉器。春秋战国时期，以《石鼓文》为代表的少量刻石作品篇幅显着增长。石鼓文被誉为石刻之祖，因刻于十只鼓形花岗岩石墩之上，故称之为“石鼓文”。每只石鼓上有一首四言诗，记述了秦公游猎的内容。它是由大篆向小篆演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这些石鼓文对于周秦历史、金石学、文字学、文学史和书法史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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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寺寺碑》全称《大唐皇帝等慈寺之碑》，相传是唐代颜师古撰文，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碑文记录了秦王李世民仅凭数千精兵大败窦建德十万大军的虎牢之战和建寺立碑的原因，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碑文布局章法有行有列，疏阔清朗。当代着名书法家欧阳中石曾说：“学习此碑，无论再学魏碑或成熟的唐楷，都非常方便，有左右逢源之妙。”

简牍文书

在纸张出现之前，华夏文字书写、记录的主要载体就是简牍。竹制为简，木质为牍，或曰窄为简，宽为牍。内容多为文书、典籍，用笔清晰可辨，墨色墨气可感。

字体从古文到行草，应时代变化而分派。秦简质朴，楚简浪漫，汉简开张，时代不同，书风迥异，绚丽多姿，自然成趣，成为华夏书法史上靓丽的一笔。

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约有2500枚，形制多样，文字多为楚系风格。这些简是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的，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状态，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华夏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

博物馆展示的这两枚为《楚居》篇，为楚国史官所写，详细记载两千三百多年以前从楚祖到楚肃王之间，历代迁徙路线及楚国国名来源，可谓是一部楚国史书。该篇字迹书写工整，文字结构紧凑，运笔流畅，笔画间呼应可见，十分具有动感。

缣文帛书

竹木制作而成的简牍，虽然易得但过于笨重，同时期还出现了一种质地轻软、便于携带的载体——缣帛。在帛上书写文字称为帛书。帛用于书写，源于春秋，盛于两汉，与简牍和纸等书写载体并存。

代表文物，鸭头丸帖

这幅是王献之的行草代表作，也是唯一的绢本传世真迹，内容为他给友人的一封便札，像现在通过聊天软件给朋友发的消息，只有两行 15 字。帖文内容：“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从这一帖的语气来看，应当是有人已服用过鸭头丸，但感到效果不好，因此告诉过王献之这个情况，王献之服后，觉得果然如来信所说，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向其求教。明末清初鉴藏家吴其贞曾称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纸书翰墨

缣帛书写价格昂贵，汉代纸张的发明，为书写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材料。书写材料的进步也使书写风貌焕然一新,不论是官方文书、私人信札，还是文人手稿、高堂大轴，使汉字书写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

代表文物，兰亭序

王羲之的《兰亭序》，它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遗憾是原作无处可寻，图片展示的《兰亭序》墨本，是唐代冯承素奉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而成，原物藏于故宫博物院。

主要记录了晋穆帝永和九年农历三月三日的上巳节，依照习俗、临水而祭，祓除不祥，即这篇文章里说的“修禊事也”。名满天下的谢安等文人雅士，以及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等41人，汇聚于兰亭。曲水流觞、赋诗咏怀。

一共写下了37篇诗作并汇集成册，大家一致推举王羲之写序，这就有了这篇传颂千古的《兰亭序》。王羲之写这篇文章时，已是51岁，书法风格臻于佳境炉火纯青，是他书风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

全篇用笔如有神助，遒媚洒脱，逸气满纸，纵横开阖，万千变化，20个“之”字更是变化多样、各具形态，叹为观止。后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一文中“翩若惊鸿, 婉若游龙”, 来盛赞王羲之的书法之美。

华夏历史上着名的五位语言文字学家，他们分别是东汉许慎 着有《说文解字》、两晋郭璞 着有《尔雅注》、南朝梁顾野王 着有《玉篇》、隋陆法言着 有《切韵》 、清段玉裁 着有《说文解字注》，他们凭着一腔热血和执着写下一部部鸿篇巨制，正是这批学人的代代传承，才有华夏文字学的发展繁荣，才有汉字的历久弥新。

汉字记录了华夏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华夏优秀传统道德观念、璀璨的文学艺术、灿烂的发明创造、生产生活的智慧等，使华夏文明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无论历史长河经历多少曲折，汉字体系一直保持基本稳定，犹如定海神针，维系了中华文化的根脉，推进了华夏文明的传承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