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认真·外严内宽

先父对事认真，虽是至亲好友，如其言行有所差池，必立与纠正．因而曾有人误以为他赋性冷酷，对人太严，实则他是一个颇为宽厚的人．他所坚持的，只是原则．对於党内的同志，越是历史长久或青年有为，他越是寄予特别的期望，所以督促也不免较严．在另一方面，先父虽然常常坚持已见，可是，他从不走极端，而且是很能中和的．只要於国於党有利，他对於不同的意见，还是能降心相从的．我在此单一例以说明之．

先父在南京任立法院长时，浙江籍的王养冲先生因任中敏先生的介绍，被派在秘书室工作．二十年底，先父由南京到上海，稍後又到香港，王先生均同行，任秘书职．他当时的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党历和经验都很浅，在党内党外，可说是籍籍无名，论关系，他和先父毫无渊源．但他年少气盛，如对某事有意见，常和先父面红耳赤的争辩不休．我和在先父左右的其他同志都觉得他不守分际．他写的字更是十分潦草，很难辨认．可是先父则全不介意，常接纳其意见；且认为王先生忠党爱国，有志气，有见解，甚勤学，是一位很有希望的同志．由此可见先父对人备极宽容，而且能从善如流．祗以有些人缘於旧的观念或别有居心，不能像王先生那样和先父当面争辩，反而在背後批评先父太过自傲和固执．於是，以讹传讹，不明真相者也就不免信以为真了．

有党无派·独邀信任

在总理的晚年，有人曾谓先父为“元老派”的领袖，实则他是有党无派的．先父对於党内具有悠久历史的许多先进同志备极维护，他们对他也很崇敬，固然是事实．但他从没有形成所谓元老派的意图．相反的，由于他对事十分认真，往往於不知不觉中开罪了若干先进同志；有时甚且激起他们的反感．据我所知，就是初期和总理在香港发起革命，被称为“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先生，和曾倾其在檀香山的资产以助革命的孙德彰先生，亦对先父有所不谅．他们觉得先父独得总理的信任，对党内的老同志有时未免太不客气；先父则认为凡在党内有悠久历史的同志，更须严以律己，不应稍存假藉之念．因此，先父在形式上虽然受到很多老同志的推祟，但其内心，则是很孤寂的．

还有一事，我也想在此顺便一提．孙科先生被任命为广州市长後，有一部分同志跟着他在市政府工作，好事者遂名之曰“太子派”，且有“元老派与太子派不合”之说．当时曾谣传，孙先生在市政府如何如何?总理也有所闻．一日，总理面询先父：“听说阿科如何不对，你有所闻否?”先父答：“我看绝无此事”．总理才得释然．由此可知所谓“元老派与太子派不合”之说，更是捕风捉影之谈．

先母早年·参加起义

在家庭里面，先父的内心也不是十分愉快的．他幼时曾从先伯父自修，全家生活多靠先伯父支持，我在上文曾经说过．迄後，他参加革命，未治家产，先母和我仍依先伯父为生．再加上先伯父虽然一向从事商业，未在政党方面任职；但对革命仍赞助不遗余力．民国十一年陈炯明叛变後，总理、邹鲁等先生在香港设立机关，筹划讨伐陈逆事宜，先伯父曾代筹军费七万余元．因此种种，先父对先伯父不但怀有一份感激不尽之情，而且备极尊敬．民国十三年，先父重回广州，就任大本营总参议後，仍住在先伯家。於当时广东的很多捐税都是招商代办，若干经营商业的同志也参加承包．先伯父亦承包屠宰等项捐税．先父的内心不愿意先伯父经营与政府有关的商业；但捐税制度既系如此，其他同志均可向政府承包，先伯父依照政府的规定而取得承包权，先父自不便有异言．因而只得在心里面苦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