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那场忆苦思甜大会声势浩大，不光公社领导去了，县里的领导来了，任城地委也派了人过来，场面无法收拾。

公社领导、学校领导、李大爷本人都被带走审讯。

最后，李大爷没什么事，只是受了点惊吓，他的人生经历完全经得起考验，真真正正的八辈贫农，问完话就让他回家了。

公社领导挨了顿严厉批评，也没啥大事，因为具体事情不是他们安排的。

校长受影响最大，直接被革职了不说，挨了好几次批斗，还被关了几个月，最后回老家种地去了。

这还是公社和县委极力维护的结果，要不是这两级领导委婉地帮他说好话，说他一直以来表现很好，校长可能就被流放大西北了。

现在的公社中学和高中的校长都是后来上任的，不是原来那一个了。

想想真是令人唏嘘。

巩建华的表情变得沉重了不少。这事是他亲身经历的。当时开大会的时候，他带着人维持秩序来着，这件事情的后续处理他也参与了。

那位校长真真是受了无妄之灾。那家伙本来就是58年下放来的右*派，原来在中央直属的某部委工作，摘帽之后也没能回去，就留在公社中学当了老师，领导看他有能力，让他当了校长，结果，一次忆苦思甜把他干回老家吃土了。

但是那个时候，谁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五十年代提过这个口号，公社办过托儿所、洗衣厂、公共食堂，把所有的家务劳动都社会化了。没搞好。】　　这事谢赟虽未亲历，但也听说了，被赶走的那位校长，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年纪不大，温文尔雅，才三十几岁。

以前她上中学的时候，校长还会不时地到各班去看一看，有时候坐在教室后面听老师讲课，和老师们探讨讲课内容。见到学生会主动点头微笑，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没有一点架子。

沉默了一会，谢赟问巩建华：“那你觉得家务劳动该如何分配呢？这活总得有人干。”

巩建华想了想，说道：“分情况看。如果男女在外面拿的工分一样，或者劳动强度差不多，那回到家以后，男的承担六分，女的承担四分，毕竟男同志体力还是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