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时，她又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班务日志》被红妈弄丢了。

当初是我的心血，现在已经不那么在乎了。

无官一身轻，这种状态感觉那么轻松又那么的抑郁，我对权力的渴望，即便坐在轮椅上还不能停止，真是可怕。

这次与记者站站长见面，一方面为了我维权，要晓得被车撞了和从小小儿麻痹在现阶段状态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形，一个可以恢复一个是不能恢复，往小了说是对个人的侮辱，往大了说影响了我的择偶权，哪个女生愿意献爱心靠近这么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了解就胡乱报道，这是任何人都所不能容忍的。

另一个方面，我想通过这次与站长的交流，看看来自中文系的我，能否能在记者站上的某一位置发挥作用，人们不都说，你觉得他不好你就去改造他吗?

我看不惯这种弄虚作假，借此打入敌人内部，现在位卑言微，但伴随着时间的积累，未来某天总会因资质老而成为具有一定话语权的人，那时挺身而起，内部起义一举崩溃记者站，恢复客观中正求真求实的精神。

这样一想，为了改弦更张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肩负着这么大的责任，光辉的形象一下就伟大起来。

但是我这正直的双眼，在望到谭洋洋站长仰起手缕头发的那一刻便沦陷了，满脑子充斥着不良思绪，完全无法思考，搞得我连做自己的主张都忘记了。

“哦，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是有印象的，感谢站长哈，咱们确实不是第一次见面了。”我含糊的说到。

“学长，那你还记得当时我采访你，你亲口和我说的那些事吗？”她不怎么美丽的脸上笑颜如花，这是所不能抗拒的温暖。

“你采访我?什么时候？我怎么没有印象？”要说之前的那两件事，我还有些记忆，只是模糊，但采访过我，没有一丝印象。

“学长，不带这样的呀，那天我们在一起聊的很开心，您自己说的是从小小儿麻痹，需要坐轮椅，学校和同学都很是照顾你，还专门讲了，如何上厕所之类”，她一脸平静的叙述，听得我更为迷惑。

我完全想不起来与她见过面，更想不起来接受过她的采访，如果真的接受采访，我怎么会说自己是小儿麻痹，怎么会阐述如何大便这类？

我更加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