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古家居屋改建完成，搬回仓边街，我们依然租住陶家。这期间，四叔（秩如）亦从日本学成归来，住在厢房，担任教席。外祖母也和我们同住，一家融融共处。

这几年间，舅祖莘伯公认为四叔年逾而立，该成家立室，遂作主为聘宿儒吴道镕之女为妻。当然是经过四叔同意而进行的。婚礼依旧俗办理：问名、纳采，以至亲迎等各式筹措责任，就落在母亲的身上。

四叔把储备的两个饼干盒藏载着的双毫，交母亲作开支使用。

陶家的屋，结构特别；进大门后即为一长廊形建筑。在廊左方建成七边过数进深的房舍。

即是说正门朝西，而各边厅房并排朝南；我们租住最里面的两边。为着招待亲友，就商借屋主的其他三边的空厅房作临时应用。迎亲用八人抬的官轿，一般揖轿门、坐床、撒帐等习俗都做足。门口亦有八音乐队吹奏；这不但增强喜庆的气氛，也借着音乐声将客到的消息传入内厅，好让知宾迎客。

随后，四叔暂住陶家，慢慢另覓居处，自立门户。四婶是个贤良柔婉好太太，亦是一个勤俭慈爱的好母亲。当四叔搬出自住时，母亲心想四叔既已成家，先人所遗下的东西，不论多寡，总该分给他。回顾爷爷遗留可算値钱的物品，祗怕仅为神台上的香案（一副用作插香烛祭祀用的五件锡器）。于是买备一副供四叔家用。自此四叔和我们也就分门别户而居。

杨道仪与女儿。

杨道仪与古应芬家邻居

古应芬为朱执信拍卖到旧监仓空地，也即现在仓边路与豪贤路交界处，1925年建成房屋。

民国十一、二年间，父亲的好友如廖、汪、胡、古等世伯促使母亲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去历练。先是廖、汪等伯母邀母亲参加女界联合会，参与妇女运动的工作。受了她们的熏陶，母亲慢慢的从事妇女教育的工作。

此时，东沙路的执信学校校舍已建成；有高、初中教室、宿舍、食堂各座；红墙绿瓦，庄严美观。而校长人选亦经多次更换，暂由曾醒女士（方声洞夫人）担任。

古伯为我们买到古家贴邻一段屋地（由旧监仓空地拍卖），建屋而居；并在相邻处开关门户，俾随时往还，可以直接照应。

约在一九二五年前后，该屋落成，我们搬进去居住。周围是残垣断瓦的荒地，就祗有我们一屋，幸而右边紧贴古家，消息畅通。古伯公余有暇，亦会召见我们姊弟，亲自训诲；可惜他工作太忙，我们能亲灸的机会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