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光绪年间声名赫赫的画坛大师，生平有两爱。

一爱看戏，二爱读书，收集各种宋版书，明版书的珍贵刻本。

这篇徐渭的小品文章，就是老师在故纸堆中找出的心头好。

晚清文人欣赏点评文章，极喜欢钻研文字的结构和用典。

以奇以怪以难为荣。

唐诗、宋词虽本来就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用来消遣寄情的所在，但读起来通常朗朗上口，也不乏白乐天、杜甫先生，这样老妪能解，童子可歌这般朴实动人的行文风格。

清代就不成了。

几乎篇篇都要看一大堆注释才能看懂，奇字，怪语，冷门偏门典故多多益善。

士大夫阶层审美喜欢的诗词文章，脱离了百姓阶层，已经变成了小圈子里几人，互相问答解谜的游戏。

客观上这造成了清代文章的传播生命力不太强，却也是当时的风行的社会时尚。

曹轩曾经很搞不懂。

自己的老师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篇看上去没啥嚼头的小品文。

甚至责令他学会背诵，每月初一十五，还都要抄写个好几遍。

搞的老爷子指尖茧子都磨出来了！

小时候对这个三百来字的小文章，比什么《菜根谭》，《增广贤文》还要熟悉的多。

他觉得这很没有道理。

徐渭的文章经常语出惊人，但算不上冷门。

这不是什么能拿出来聚会炫耀的知识，行文也不够华丽有趣，不够怪，不够奇，乃至于这个故事本身。

既然是徐渭写的，那么连真实性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徐文长有魏晋狂士的神意。

画家是时代和个人共同塑造的产物。青藤居士徐谓则属于少数那种放到今天现代社会来，照片板上钉钉一定也能出大名的不世出的天才。

他本人的很多行为和语录都非常的“行为艺术”，是那种媒体最喜欢的，最痴迷的，刻板印象模子里扣出来的艺术家式的性格。

简单来说——

徐谓有点疯。

他和李白的疯不同，李白的豪放带着酒气酒香，徐谓的狂放不羁带着生活的苦涩，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悲伤苍茫。

误杀妻子，自缢九次，锥刺肾囊，徐谓先生一辈子用整个人诠释了什么叫做用生命来搞艺术。他也喜欢动不动说些“书法灭亡久矣”这类在普通人初听上去有点标题党，后品上去惊世骇俗的震撼言论。

小时候曹轩生活在名儒毕至，大师云集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层次。

与顾为经这种对东夏文化典故一知半解，看着世说新语上写什么就信什么的土狗，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曹轩早早就知道世人都说青藤居士有一怪癖，极爱纂辑前人书说。

他笔下的各种故事，什么颜真卿谈书法啊，张旭的狂草心得啊，大半都是他假借古人语录自己杜撰的。

这倒颇有现代人发个微博，动不动就“鲁迅说过balabala”的感觉。

有次临近春节，同龄人都去逛庙会看社戏，曹轩在清冷的烛火下，独坐黄昏，抄的和笔下毛笔字相看两烦，听外面不断响起的爆竹声，实在受不了了。

他转头特意找来了江南水稻，又花钱拍了封电报拜托同乡想办法通过邮局寄过来去年秋收留下的蜀中未脱粒的稻穗，拿给老师看。

曹轩表示，现在都民国了，报纸上讲究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他非常有科学精神的向老师指出，这两地的水稻从品种上来说，差异不大，生长更多的是受到光照和降水的影响。

即便苏东坡爱好烹饪，又是蜀中出生南方做官。

想要靠画家的笔法，就分清这两种稻米的差别，恐怕也是极难极难的一件事。这篇文章根本就是胡诌的传奇故事而已。

要是为了练字，他可以去临帖。

非要是说这篇文章里蕴含着什么大道理，那么就还要请老师指教。

因为读了那多遍，曹轩也一点没看出有多少开卷有益的地方。

老师正在聚精会神的听堂会。

对方只是把目光从院子里的戏台上看了自己的关门弟子一眼，用扇子在曹轩的后脑勺上轻轻敲了一下，随口说了两个字。

“讲究。”

就挥挥手，让爱徒滚蛋，别打扰他听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