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奶奶在法国的来信上声称——“在巴黎的黄昏，我和朋友们看到了火红的光线在凯旋门上空盘旋，我的梦亦漂浮在其上……一扇崭新的艺术道路在我眼前徐徐展开。在燃烧的天幕中，我看到了一条可以无限延伸的梦幻色彩之河。我感受到，这将是我一生的归宿。”

在十九世纪。

贵族的职业道路非常单一，

男人们去军部挂个军官的头衔，或者去国会内阁谋求一份文官的差事。

女孩们则专门研究如何成为一名温柔的妻子和体面的母亲。

画家，尤其是女画家，是非常不被认可的职业。

艺术虽然受人追捧，但画师的地位……怎么说呢，可以类比到东夏传统社会里的名伶，

高点有限。

大画家除外。

你要能画到门采尔这样成为普鲁士皇室的密友的地步，出入宫廷就像是吃饭喝水，社会地位还是蛮高的。

可是，

女孩又怎么可能成为大画家呢。

在富裕阶层的主流价值观里，昂贵的艺术作品，就和赛马、沙龙、漂亮的邮局打字员、芭蕾舞团的舞姬一样，都是承担男性贵族日常主要消遣的消费品。

玩玩可以，

自己去当个画家，还真是挺另类的。

那几年，伊莲娜家族的长辈们几乎要气疯了，他们先是停掉卡拉奶奶的家族年金，然后不停的寄信训斥，希望对方能够“迷途知返”。

卡拉奶奶也是个奇女子。

面对长辈的暴跳如雷，她只回应给了家族一张自己的无衣自画像做为自白。

裸体画像，从不低俗。

相反，它一直被认为是最上等，最高雅的美学形式。

就拿奥地利本土举例，这里诞生过的最知名的大画家克林姆特就以风流多情，爱画裸体模特闻名于世。

无数国家美术馆都以能有一张克林姆特的人体作品为荣。

但是，画裸体曾经也只是属于男画家的特权。

即使欧洲的贵族们自己的私生活混乱，梅毒频发，情人私生子遍地都是。

可哪怕是上流小姐只是踏足进入有裸体模特存在的画室，都会被认为非常“放荡的”、“不检点的”。

卡拉的行为更是称得上大逆不道。

为自己画裸体画像——这是她在表达自己对于社会和家庭规训的嘲笑。

伊莲娜家族的长辈被卡拉叛逆的行为气的差点脑淤血了，当时就派管家带仆人坐火车冲去了巴黎，强行把这个败坏家族声誉的女孩绑回家中。

关禁闭，送修道院，抽鞭子，绑进地窖囚禁。

这种中世纪对待不听话的女孩的遗风在欧洲上流社会残留的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久，最晚一直都持续到了二战后都有零星的报道。

在十九世纪更是家常便饭。

他们当着卡拉的面烧掉了她包括《自画像》在内的所有作品。

安娜每一次看到卡拉的故事都会为之动容，也会为之落寞。

她在学生时代曾经不止一次的去往巴黎，来到卡拉祖奶奶曾经的画室所在位置徘徊。

那间画室当年被一家家具承包商买下，如今则是巴黎的一家投行的办公室。

百许年前的所有痕迹早就随风飘散，无迹可寻。

然而，就在几个街区以外，就是著名的红磨坊夜总会和蓝色的塞纳河。

这里曾经是世界现代美术的发源地。

莫奈在这里遇上了大师画家毕沙阿;修拉在这里画下了传世名作《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1876年，35岁的雷诺阿也就是在此间怀着对于艺术和生活的热爱，落下了《煎饼磨坊的舞会》的第一笔。

就在投行不远处的红绿灯外的十字路口，便是一座玛丽·史蒂文森·克萨特小姐的塑像。

大理石的底座上，玛丽小姐手握着画板，凝视着塞纳河。

她面带微笑，裙摆飞扬，雕塑下摆满了世界各地美术生和玛丽小姐的崇拜者送来的鲜花和感谢信。

这位印象派的女神和居里夫人一起入选了《时代周刊》评选出的人类历史上一百位杰出独立女性的名单。

时至今日，每年的国际妇女节。

美国妇女联合会和驻法使馆的代表都会来到玛丽小姐的雕塑前，放上一束玫瑰花，用以纪念这位印象派的首位女画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每当看到玛丽小姐的塑像，安娜就会想起自己的那位卡拉奶奶。

她们拥有着类似的出身，相同的人生境遇，同样的独立进取，同样视艺术为终生事业。

百五十年后，一者功成名就，光耀画坛，纪念者络绎不绝。

一者一生的心血化为飞灰尘土，只剩下了修道院里的一方小小的墓碑。

这便是画家的世事无常。

被家族囚禁了一年以后，卡拉祖奶奶在郁郁寡欢中死于肺结核。

她在死前留下了简短的遗书——“我一生所满意的作品只有两幅，一幅自画像毁于烈火，另一幅画，我把她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追寻美的勇气，是我与命运抗争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