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不需要缓冲，高拱便进入了状态，从三月上任到六月，这三个月里，接连上了十几本，将自己的改革思想和盘托出，震动朝野。有道是，‘台上一亮相台下十年功’为了这天的到来，高拱又岂止准备了十年呢？

如何发动一场改革呢？当然不是大家坐一起开个会说，咱改革吧。然后就轰轰烈烈的改起来……那叫瞎胡闹，不叫改革。

要想进行一场改革，除去必要的天时地利人和外，还必须具备禁得起质疑的‘理论基础’、阑明主张的‘政治纲领’以及把理论和纲领付诸实践的能力。

高拱已经准备好了。

首先，高拱利用邸报，否次阐明了自己改革的理论基础‘经权改革论’……历夹上任何改革都有其理论基础，以此论证改革的必然性、合法性。而缺乏理论支撑的改革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不可能持久。

其实早在嘉靖四十四年，高拱主持乙丑会试时，便在程士文中提出了这个关于，政治调整和政治改革的‘经权观’。主要是通过批判汉儒的‘反经合道’说、宋儒的‘权即是经’说和‘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创造性地阑发了‘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和，‘权也者，圆而通者也’的权变理论。并通过对‘无时无处，无非权’的权变普适性问题的论证，明确提出了‘事以位移。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政治改革论。他的包括权变改革思想的《程士集》，当年即刊刻成书，公诸于世，影响很大。

简而言之，高拱的‘通变达权、更法趋时’的政治改革理论，本质特点就是强调通变改革。而且经过数年的讨论和传播，已经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可，影响也称得上广泛深远。

其二，高拱在隆庆改元之前，便已经提出自己带有纲领性的政治主张《挽顽习以崇圣治疏》。但因为当时还未掌握政权，贸然提出具体施政方略，显然是自找没趣的。所以在这篇纲领中。高拱的侧重点在于揭露当时的陈规陋习，条列为‘八弊’；即‘坏法’、‘默货’、‘刻薄’、‘争妒’、‘推诿’、‘党比’、‘芶且’、‘浮言’。

这些积习大有积重难返之势，‘八弊流习于天下，非惟不可以救患。而患之所起实乃由之。’但高拱坚信吏治可修，诸边可靖，兵弱可振。财乏可理，这就必须使用‘抉肠涤胃之方’，‘剔蠹厘奸之术’大力进行整顿改革；‘夫舞文无赦。所以一法守也；贪婪无赦，所以清污俗也。于是崇忠厚，则刻薄者消；奖公直，则争嫉者息；核课程。则推诿者黜；公用舍，则党比者除；审功罪，则芶且无所容；核事实，则浮言无所售。’

这一改革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凡事核实，以法治国。‘八弊既除，百事自举’！只有破除“八弊”。才能拯救危机，扭转顽势，达到‘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目的。

起复后，高拱本想再上一道条陈，阐述具体的建设性条目，但在看了张居正新鲜出炉的《陈六事疏》后。认为尽陈自己的胸臆，便没有再多费功夫，并把张居正视为同志。

最后，高拱在自己执政之后，将改革理论和纲领付诸实践，也就是他接连所上的十几道奏疏。把这些奏疏简单的归纳，便可清晰的看出，这些改羊方案，包括了大明的行政、财税、司法、军事、水利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套针对嘉靖中期以后因袭虚浮、陋弊山积到严峻局势的整顿改革建议。

而在这其中，又以三件事最为重要，吏治改革、军事改革，和财税改萃。高拱自己担纲吏治改革，把军事改革的任务交给了沈默，财税改革。则是张居正的任务。至于高仪……总得有个负责日常事务的不是。

为什么说这三件事最重要。道理很简单。大明天子守国门，军事始终是第一位的，但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打仗就是烧钱，没有钱怎么打仗？至于吏治……高拱的《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又有个名字叫《除八弊疏》，除的就是官场诸病。高拱十分清醒，再好的改革方案，都需要官僚队伍去具体执行。如果这只队伍本身的问题不解决。再好的经也会被歪嘴和尚唱呲了。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为人诟病，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用人不淑……